一个寻常的上午，我像寻常一样坐在桌前看书、码字。忽然接到学院电话，提起吕鹤云教授逝世十年纪念之事。“十年”，这两个字让我恍觉时光倒流，一时竟忘记答话。其实直到现在，很多次路过杜鹃广场，看到有白发的先生在林木掩映的鹅卵石小路上遛弯儿，我还是会下意识地以为是吕老师仍在那里锻炼……

那是很多年前的一个下午，我从七号楼出来，看到吕老师在小石桌旁的空地上练习自创的健身操。刚刚得知自己罹患绝症的先生自嘲自己一辈子只知用功，自恃身体强健、从不锻炼，“终于倒了大霉”。旋即他又爽朗大笑，用颇为豪迈的语气说道：“我就不信我吕鹤云还斗不过这个鬼病！”吕老师为人之乐观、坚强可见一斑。以后又有很多次遇到他，话题总是谈论法律系如何如何，或者询问我最近在做什么事、读什么书，从不见他流露出一丝悲己伤怀的情绪。

结识吕师多年，我深知他是一个极刚强、血性的人，但也曾见过他的两次流泪。一次是处于病程晚期的他，瘦到脱形快要认不出了，躺在中医院雪白的病床上，用微弱的语气讲着他的各种抱憾，又挨个说着对我们的期望。那一幕，令人终生难忘……更早一次是看见吕老师为他的大弟子徐朝贤老师的英年早逝而潸然泪下，也说了许多的话，很多的惋惜与自责。所谓“谆谆如父语，殷殷似友亲”，想来为师者对学生晚辈的深情也莫过于此吧。我也曾有幸见过吕老师的几次大怒。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由于那一辈的老先生们普遍没学过普通话，都持各自的方言母语讲课，同学们颇为头疼。其中又以吕老师夹带其他口音的广济话最为难懂。有一位北方同学上这门“听力难度最大的课”时夹带了“私货”。不曾想吕老师是有刑侦经验的，一眼就发现书页颜色有异，于是将这位同学“当场抓获”，老先生在盛怒之下径自拂袖而去。庆幸的是，严师当前，我们很快就实现了“四六级听力突破”。一旦听懂了他的话，就发现他讲的课不仅慷慨激昂而且全是“干货”。尤其是先生讲法治理论，笔记我记了一大本，留了很多年。偶尔翻看，仍深觉他当年所讲观点和理论全未过时。真不知是该感我辈之幸，还是该叹法治之艰！回想此事，我也不由感慨，如果我们这些为师者能有他老人家十分之一的魄力和严厉，估计今日大学之学风会大有不同。

还记得吕老师有一次发怒是因为我。某日他在课上提到博登海默，我想起先前读《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时留有疑惑，第二天就带上书向他请教。吕老师正要回答我的疑问，发现书页上有标注痕迹，就生气呵斥道：“你怎么能在图书馆的书上做记号？你不是学法律的吗！？……”但当他得知这本发黄的老版书是我大一在图书馆促销时购得的，马上转怒为喜、连连道歉，还大大地夸奖了我的省钱攒书法。“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这话真是没错的！

先生之怒，除了是因为学生不敬畏学问、不爱惜书籍，剩余的就是为学科建设和发展了。作为一手缔造华师法学专业的元老，吕老师心心念念的就是两件事：一是成立法学院，一是华师法学要“闯出名堂来”。即使是退休之后，吕老师仍在专心致志地做研究，仍在为法律系的发展四处鼓与呼。我想，多年支撑他的应该就是法律人兼大学教师的这份尽瘁竭诚、薪尽火传的使命感吧！

人生贵有胸中竹。十年之后，吕鹤云老师的音容笑貌和他的品格学问，还像从前一样鲜活地留存在我们的脑海里。这将是一份永远的纪念！（李琛）